相关阅读：5月12日，是第106个国际护士节，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创始人弗洛伦斯·南丁格尔，也为以“爱心、耐心、细心、责任心”对待每一位病人的一线护士。

　　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2016年底，我国注册护士总数已达350.7万，占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员的42%，较2010年增长了71.2%。

　　但是，相对于发达国家，仍有一些差距。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统计，全球人均拥有护士数量最多的是挪威，每千人拥有护士17.27人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9.8人和11.49人，欧盟规定的基本标准也在8人以上。

　　而相比之下，我国每千人护士数仍不足3人。护理人力资源配置严重不足。

　　虽然这几年国内男性护士队伍已经增长了很多，但目前在整个护士队伍中的比例仅接近1%，总数不到3万人。而临床当中，护理工作越来越需要男性护士承担工作，护士的性别结构比例成为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机构在5月10日发布一项调查报告，称在5万多份在职护士调查样本中，多数遇到心理创伤，90%不能明显感受到社会大众尊重。

　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曾在国际护士大会上透露，护士往往工作时间长、获得的报酬低，而且人们通常认识不到他工作的重要性。一份《护理的未来：引领变革、推动健康》的报告中也指出，应该让护士充分实践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培训。

　　“我看到一位护士手持油灯，穿行在暗淡的微光中，从一间房屋走进另一间房屋，无言的受伤士兵慢慢转过头去，亲吻落在暗壁上她的身影。”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记录下护士深夜手持油灯巡视病房的一幕，也让世人记住了护理学科创始人弗洛伦斯·南丁格尔，她的铜像如今依然站立在英国伦敦街头。

　　如今，护士的身影依然时刻出现在我们身边，他们日夜穿梭在各个病房、照顾每个病榻上的患者，即便有时被误解、被忽视，但依旧恪守着南丁格尔誓言：务谋病者之福利。

健康中国摄影大赛作品，资料照片，浙江武警嘉兴医院 金鹏 摄

　　重症监护室 13年陪护让失能患者依然有尊严

　　受访者：刘华，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

　　13年，是一个孩子从出生落地到大约上初中的年份，解放军总医院护士长刘华做的，是照护一名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失能患者。

　　这名患者是一位脑出血术后的老年患者，没有了语言和肢体能力。年年卧床，意识能力也逐渐消退。即便如此，刘华依然是把他当做一个有意识的人来做护理。每次进到病房，刘护士都会动动他的手指说“您好，我来了，我是刘华”。即便是怀孕期间，也会拉着他的拇指，让他感受跳动的小生命。

　　之后，只要刘护士碰到他的手指，就能看到监测仪上心率的变化。当周围有人叫他的时候会发现，他会竖起拇指去寻找。“也有一些人特别不能理解，认为他听不见，但我感受到他很高兴，当他无法用语言表达时，会用心率的变化来体现他的情感”。

　　神经内科的重症患者，尤其是失能病人，就连基础护理，都是一个很重的任务量。每两个小时都要帮助他翻一次身，碰到身体有水肿的情况时，隔一小时就要翻一次。他的排泄物，也第一时间给他擦干净。

　　刘华说，即便很多重症患者是治不好的，护士能做的，就是让他最后那段时间过得依然有尊严。

　　无论是扎针、输液、吸痰，还是从鼻腔插到胃里的胃管，刘华都能尽量减少患者身体的疼痛。作为责任护士，刘华把这位病人的每一根血管都“刻”在脑子里，一旦病情发生变化，第一时间找到那根血管，因为静脉通路就是他的生命线。

　　他在医院躺了13年，刘华也陪了他13年。

　　一直到最后，这位患者几乎用尽了所有的重症支持，只能选择放弃治疗。刘华与他的两个女儿一起站在他的床旁，看着他的心率一点点掉下来，直到心跳停止。

　　这并非第一次有病人把死亡托付给刘华。一位重症肌无力老年患者同时伴随着习惯性便秘，无法靠自己排便。刘华的日常工作，就是戴上手套，用手一点一点的帮他处理，每隔一天处理一次。她所做的，都在这位老人的心里，老人说：在我离开的那一天，希望是你来送我，因为我知道，你一定能够让我“走”得有尊严。

　　如今，刘华每天五点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把1床到35床病人的病情过一遍。任何时候，只要电话显示是病房里的，站起来就走，风雨无阻。

　　“每个病区35个床位都寄予了一个家庭的希望，深感责任重大”。

　　刘华说：虽然从来不知道几点下班，春节一定是在病房，但是，当这些病人告诉我特别需要我的时候，会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价值。

　　肾内科一次沟通激发患者生存渴望

　　受访者：杨臻，中日医院肾内科护士

　　对于很多老年慢病患者来说，身、心都受到疾病的折磨，有时候，护士的一次沟通，可能会挽救一条生命。

　　2016年9月，一位70岁的老人住进了中日医院的病房，慢性肾功能不全四期，即将发展到五期尿毒症阶段，住院半个月后，水肿越来越严重，起不来床，呼吸困难。杨臻是他的责任护士。这位老人曾是一名大学老师，在半个月的护理中，杨臻也与老人建立了深厚情谊。

　　不料，在一个晚上，老人竟要割腕自杀!他手腕上划了很多刀，但因没力气，刀口不深，加上值班护士发现及时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杨臻第二天一早到医院马上去看老人，了解到老人之所以想自杀，是觉得这样躺着床上，什么都要靠别人，感觉非常无助，怕浪费国家资源，也怕因此拖累老伴和家人。

　　为了让老人摆脱这种消极情绪，杨臻跟老人讲述：“我爷爷跟您一样，也是一位老师，前不久，他查出了肺癌晚期，还有骨转移。虽然他承受着巨大的疼痛，可一直特别坚强，还安慰家人。”杨臻说，爷爷一直到离开时，即便疼得起不了床，都没有给家人带来负能量。因为他的坚强，全家人的痛苦也小了很多。

　　看着老人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一些，杨臻继续劝说，虽然他的病不能治愈，但可以维持治疗，很多透析患者还能活十几年到二十年。“但如果您现在这样离开，对您的家人造成的创伤和自责就永远无法弥补了。”

　　听完杨臻的话，老人用力握了一下她的手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傻事了。”

　　一直到现在，这位老人还会经常到医院复查，虽然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，但心情好了很多，也很配合治疗，家人跟医院的关系也非常融洽。

　　传染科 就算职业暴露，依旧初心不改

　　受访者：邵英，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门诊护士长

　　很多人认为，在传染科工作，也就意味着一天24小时86400秒钟，每一秒都存在被传染的风险。邵英，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的一名护士长，曾经历了这样一次风险。

　　那还是在20年前，在艾滋病门诊给一位病人验血的时候，邵英不小心把针头扎进了自己的大拇指。当时的她已怀孕七个月，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血往外挤。

　　“当时就是觉得自己太不小心了，没有过不干护士的想法”，邵英说，害怕万一被感染了，影响到孩子。庆幸的是，患者检测结果为阴性，邵英在一次次复查后也显示没有问题。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，邵英在以后的操作过程中更加谨慎，也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况。

　　但也正是这次经历，让邵英在艾滋病门诊20多年来，都特别能体会到艾滋病患者(或携带者)恐慌、焦虑的心情。在她看来，虽然艾滋的治疗手段已经很成熟，但他们不敢告诉家人、朋友，更不敢让单位领导、同事知道。护士在心理方面应该给他们很好的接纳，对病不对人。“一个和蔼的笑容、一句安慰的问候、一个温暖的眼神，都能够给他们莫大的支持。”邵英说。

　　2017年5月，世界卫生组织就发布一份简报，由护士提供艾滋病毒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中的患者在12个月中的全面留存率显著要高。证实了由护士主导的艾滋病毒防治服务与护理质量显著相关，甚至在实现全球卫生目标方面起核心作用。

　　邵英也曾去台湾学习艾滋病的个案管理，一个护士负责150个患者。只是病人越来越多，邵英所在的门诊也越来越忙，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门诊有7000多个患者，但仅有10名护士。对于做好中国大陆艾滋病的个案管理，邵英有更多期待。

　　如今，邵英那个“让人担心”的孩子已经上高三了，而她依然在艾滋病门诊一线岗位上。